永信策略比小镇做题家高傲，但北京顶尖中学“学神”真的在乎社会

【编者按】从2012年到2019年，社会学者姜以琳用了7年时间对28名学生进行了跟踪观察和访谈。在此基础上，她完成了《学神：走向全球竞争的中国年青精英》。这本书不仅填补了中国乃至东亚社会里精英青年成长研究的空白永信策略，更重要的是还以青年学者的视角，试图回答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来自精英家庭的精英青年，如何通过教育这条道路，成功实现阶层复制，并占据优势。以下是第一财经对姜以琳的采访。

第一财经：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机会深入了解北京的精英中学生，《学神》把这群位于金字塔顶端的青少年们，如何在高中通过考试分数与轻松程度，认识自己在学校的地位体系，以及他们如何学会欣赏并适应这种地位等级，还有“学神”身上的优越感甚至自私，也客观呈现出来了。很多人看了感触还是比较多，网上也有对这群精英学生的批评声音。我很好奇，他们看到书了吗？又是什么反应？

姜以琳：一开始我看到很多网友的评论，也是被各种暴击，花了很久时间适应。后来我想明白了，学术书不是报告文学，是用自己学科的方式去分析和研究。国外很多类似社会学研究出来，受访者或是被观察的人，都跟研究者切割了，或者是对研究者有各种批评、谩骂、厌恶，觉得研究者背叛了他们。我最感动的是，我把书送给这群孩子后，很多人并没有这样。有些人已经不记得他说了什么，也有人看了不开心。但他们都是很优秀的学生，在高中时期就已经有反思能力，大学受到的教育也告诉他们，这是一本学术专著，不是个人自传，他们能理解学术专著的审视方式，知道不是对他们的人身攻击。

第一财经：那你认可他们对“学神”“学霸”“学渣”“学弱”四个地位体系的划分吗？

姜以琳：不一定认同，但我知道这对他们而言就是他们的世界，我没有办法不接受。和他们一起相处了一年半后，我也变了，觉得这样的划分是“天经地义”的，甚至回到美国之后，也用这群精英学生们的眼光去看世界，不断被同学严肃地反驳后，才又花了大概一年时间让自己调整回来。

当时，一个同学跟我说自己妹妹在哪里读书，我可能有点客套，说“那也是个很好的公立中学，恭喜你”，对方就生气了，觉得我的笑容好像看不起妹妹。这种情况一个月内发生两三次后，我才意识到原来潜意识里自己看学校的眼光也拔高了，没意识到其实大部分美国学生都上不了常春藤联盟大学。

所以这段田野调查经历对我而言，也是一个成长。我进入一个地方，融入了，再带着他们的眼光回到原本的团体，才意识到自己也被改变了。从这个角度说，我觉得我的田野调查也很成功，因为我真的在用他们的眼睛观察，但我不自觉地被同化了。我和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朋友，我也很喜欢他们。我常常说，除了他们的爸妈以外，我是全世界最希望他们成功的人（笑）。

“学神”会成为傲慢的精英吗？

第一财经：从你的观察中可以看出，“学神”们普遍认为自己成绩好，是天生智力过人，跟老师还有家长的付出没什么关系。这种心态会不会让他们长大后忽视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最后成为“傲慢的精英”，或是赤裸裸的“精致利己主义者”？

姜以琳：其实不是只有他们，全世界的精英都有傲慢。但我觉得，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华夏民族观下，这些孩子比在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下教育出来的精英，更愿意回馈自己的社会，也更知道要跟政府保持好关系，他们的家庭观念、群体观念也更强。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未来会回馈社会多少，但是跟其他国家的精英比，我不觉得会输。

申请美国的大学需要社会实践，美国很多精英青年偏向在当地洗车，或者去帮忙发送物资之类。我们的精英阶层孩子都是去支教。这完全是不一样的眼界，说明他们很关注社会，尤其是文科生更会关注弱势群体。

北京精英中学的校长们，也非常努力地想让弱势阶层的优秀青年进入他们的学校。我做田野观察的学生，除了少数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大多数人的父母是外地考到北京的，他们逢年过节要跟着回老家，也知道外地普通人的生活。

只是我在北京做田野观察的时候，不觉得他们身上这点有什么特别，《学神》里面也没写。

因为我是社会学者，本来就要关注社会公正，我只会觉得他们做得还不够。但是后来我看到其他国家的精英青年，以及关于他们的研究，回想起来才觉得北京这些孩子其实真的在乎社会，也希望回馈社会，只是回馈社会的方式可能和有些网友想象的不太一样。他们不是给社会捐钱，而是代表各行各业在国际上做交流，也许他们没有办法进入政策制定的核心圈层，但有话语权、有亮点、有影响力，就能让大家看到中国人的存在。

所以《学神》里我虽然记录了很多对他们的观察，但我觉得他们不至于给读者留下糟糕的印象——因为我很喜欢他们永信策略，所以还是要帮他们说话。何况那时他们就16~18岁，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全社会都要求他们做的事情就是考大学，所以才一切围绕着考试。用我们成人的观点去批判当时的未成年人，也不完全公平。

中国精英教育在国际上没有特别优势

第一财经：但是不管怎么说，从你的观察中可以感受到，这些精英“学神”“学霸”享受了中国最好的教育资源，但他们有时基于分数表现出来的傲慢和优越，确实看了让人内心比较复杂。从你的角度来说，教育的意义何在？

姜以琳：我不知道大家对教育的想象是什么，我们认为的教育应该公平地促进阶层流动，提高国民素质，但同时又需要培养出一群精英学生，这对教育赋予了很多意义。农村、县中的孩子想往上实现阶层流动，部分人通过教育可以做到。但北京这群精英孩子，要求的教育是帮助他们走向国际社会，他们的比较对象就是国际上的精英教育。从这一点来看，他们没有特别多的优势。

德剧《贵族高中：我们之间的鸿沟》剧照

首先，我们有一些结构上的限制。中国留学生被排斥在西方校园的社交圈之外，在校园内面临种族隔离的制度性挑战。室友分配，尤其是新生室友分配，通常由学校决定，所有中国学生都被分配到中国室友，可见这种模式并非个人偏好，而是制度隔离的结果。中国留学生光是要融入“白人圈”，就需要无比努力，无比优秀，才能够克服这种制度挑战。

其次，中国精英青少年是在国内教育制度下被培养出来的，就算不是接受应试教育，也会受上千年科举考试传统影响。但西方国家的精英不是这样，就像《特权：圣保罗中学精英教育的幕后》一书里写的，美国精英青年的精英意识和行为，从进精英中学开始，就一步步在穿衣、进餐等日常生活和互动中形成。这种教育出来的精英，更熟悉精英社会的规则，也可以很好利用规则。

到现在，还有读者会给我写信说，自己是普通人，看完《学神》后觉得人生没有希望之类。我觉得倒也不尽然，我只是告诉大家精英青年的情况，希望大家看了书能理解他们的观点，最后让社会知道，我们该怎么用好这群人。

“小镇做题家”没有的高配得感

第一财经：书里讲“学神”大鹏把地理老师“挂在黑板上”，上课敢于直接走上讲台擦掉老师黑板，重新解释一个知识点，给老师公开纠错，也令人印象深刻。非常巧的是，我曾经听上海一个类似书中“顶峰中学”的老师说，也有学生在老师找谈话时说，以后他考的本科会比这位老师的本科好。是不是在顶尖中学，学生们因为非常优秀，就更自信，更敢于挑战老师的权威？

姜以琳：对，这些都表现出来精英有种“配得感”，只是你说的这个学生更加没礼貌。大鹏擦了地理老师的板书后，老师有惩罚他吗？老师没有做出任何反击，学校也没有类似制度。家长知道这件事什么处理？他的同学们呢？有没有人觉得学生怎么可以是这样子，是不是应该跟他说一下？也就是说，这件事大家本来有很多种方式处理，控制一下“学神”们的高配得感，但没有任何人做。如果全部都在等着别人来做，那就不会有任何改变。

精英的配得感是从小耳濡目染后形成的。他们最主要的身份彰显就是有高配得感：“我难道不值得拥有这么好的东西吗？”“我难道不值得更好的老师吗？”重点是没有人问过他：“你凭什么觉得你值得？”如果一个社会完全没有谁在乎高考成绩，他们的配得感会稍微消失一点。

第一财经：在《小镇做题家》和《金榜题名之后》里，也访谈了来自县中的“学神”，但我注意到，里面从来没写过他们有这样的配得感。为什么这种配得感在大城市“学神”身上才会出现？

姜以琳：“小镇做题家”不是真的没有配得感，而是没条件。北京这些“学神”的配得感是，我就值得考好后连续去滑雪三次，爸妈办得到。所以一方面要有物质资源，另一方面是“小镇做题家”总觉得大城市的人很厉害，这又涉及户籍制度，还有城乡差距。而《学神》书里这一群精英孩子，他们有北京户口，有教育、财富、文化资源、社会资源，当然会觉得有高配得感。但是他们到了国外有没有这种感觉呢？目前看来别的国家精英都没有，只有美国精英才这样觉得，因为美国在制定游戏规则，有话语权。

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Best of the Best》，和《特权》差不多同时出版，但没有翻译成中文。书里面还讲美国的精英学生甚至可以抽签决定要进哪一个学校，因为他们只要申请了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三个学校都能上，一群男生就坐在宿舍里抽签，这又是完全不同层次的精英教育了。

从国际教育框架下看，中国的精英学生相当优秀，有自己独特的优势，知道怎么有定力地来为一件事情付上十几年努力，愿意付出代价，可以心无旁骛，而且有高配得感。劣势就是国际规则不是他们制定的，也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他们去适应。

继续看他们怎么培养“精英三代”

第一财经：从你的田野观察中可以发现，学校也一直在灌输学生们非常优秀的观念，觉得成绩好理所当然，比如很多学科的老师，在考试过后对学生们说：“你们的平均分应该是满分。”对此你怎么看？

姜以琳：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第一个方面是，老师不可以根据分数对待学生，应该公允地评判每一个学生，需要让学生知道社会有多元层面，不是分数高就可以。不过这种教育也有正面的东西。学校一直给学生这么高的期待，他们真的会以为可以为国家做出什么事情来，比如有老师上课对他们说：“你们每一个人未来都可能会成为我们国家的总理。”我刚听到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开玩笑吗？”有些学生也觉得很好笑。但是你每天灌输这种话，一年一年地灌输，他们真的以为自己可以改变世界，有这样的目标为社会做出贡献。

这些精英青年们，他们要资源有资源，要人脉有人脉，是天之骄子，他们如果不走得高远，谁走得高远？就像克莱尔的爸爸，从内蒙古一个村子考到北京读大学，妈妈是有博士学历的医生，她就希望女儿走向世界的舞台。他们必须要做到，也被认为应该要做到。当老师、家长，包括整个社会都给了他们这样的期许，他们就背负着期待往前走吧。

第一财经：你未来是否还会继续追踪这群青年，看他们更多的发展变化？

姜以琳：《学神》出来后，在国外虽然获得各种赞誉，但是在国内其实批评的声音蛮多的。有些人会自曝说，自己就是我调查的学校毕业的。本来我以为自己做得很好，都是匿名，结果有点像是“秘密”被撕开了。所以我希望在保护学生们的前提之下，暂时不把他们当做观察对象，希望他们好好生活，受到的抨击可以少一点。

另外，我不是做访谈，是观察为主。如果以后他们再愿意我去观察，我想等他们结婚有孩子后，看他们怎么养小孩，就是第三代精英家庭如何再生产，无论是阶层向下、保持或是再往上，我都想知道。那群孩子，现在最大的有30岁，最小的26岁，有些人已经结婚，他们其实是一群很负责任的人，觉得没准备好，就不想要小孩。所以我想再给他们10年时间。更重要的是，我知道他们高中是什么样子，时过境迁之后如果看他们怎么养小孩，甚至把他们孩子的高中和他们的高中做对比，肯定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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